2026年3月12日至22日当代艺术展——《不确定状态，归属痕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基亚索·佩尔杜托（Chiasso Perduto）空间举办开幕。该展览由具有丰富跨学科与跨文化经验的策展人兼艺术家弗朗西斯卡·莫罗齐（Francesca Morozzi）与桑德拉·米兰达·帕廷（Sandra Miranda Pattin）共同策划。

展览汇集了希琳·奈沙特（Shirin Neshat）、塩田千春（Chiharu Shiota）、艾未未等国际知名当代艺术家，以及丹尼尔·罗马诺、罗伯塔·迪·劳多、约书亚·科西莫等正处于职业生涯关键期的创作者。展览的核心主旨在于通过身体、记忆、缺席与痕迹，深刻审视“归属”这一复杂的当代概念。在策展理念中，“不确定状态”（Unsettled）并非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缺陷或亟待解决的状况，而是一种值得栖居的常态；个体的身份也不再被视为静态的陈述，而是一场与起源、领土、时间及身体持续协商的动态转变过程。

桑德拉·米兰达·帕廷是国际知名的策展人，毕业于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曾担任佛罗伦萨双年展总策展人，她主理的基亚索·佩尔杜托画廊是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实验性空间，曾为马基雅维利宫的地窖和厨房。桑德拉将其转化为一个阈限的、鲜活的对话场域，让不同文化背景和视觉语言的艺术实践在这里相互映照、碰撞与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策展人此次打破了传统角色的界限，首次以艺术家身份参与其中。这一象征性地“栖居于他者位置”的举动，使策展与创作的边界变得可渗透，将展览本身转化为一种共享的实践。

盛鑫煜艺术机构与桑德拉有将近20年的合作与交流，曾多次邀请桑德拉访华，为国际艺术交流多次助力。在本次访谈中，盛鑫煜艺术创始人张鸿宾与桑德拉·米兰达·帕廷深入分享了并探讨了该展览的缘起、策展叙事的构建逻辑、对历史空间语境的考量，以及她对当代人类身份、跨文化共鸣与归属感的深刻哲学思考。

图1：展览海报：《不确定状态，归属痕迹》

图2：本次展览策展人、参展艺术家：桑德拉·米兰达·帕廷（Sandra Miranda Pattin）

关于展览的缘起与展览主题

张鸿宾（以下简称张）：您能介绍一下展览《不确定状态，归属痕迹》（Unsettled. Tracce di appartenenza）的起源吗？这个项目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桑德拉·米兰达·帕廷（以下简称桑德拉）：我最初是被收藏家的儿子洛伦佐·西比拉（Lorenzo Sibilla）联系到的。他目前负责推动家族收藏的展示与传播。去年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塩田千春（Chiharu Shiota）的展览中，他注意到我对这位艺术家作品的兴趣。之后我们见面交流，并决定共同策划这个项目。

我的想法是与几位曾在基亚索·佩尔杜托（Chiasso Perduto）驻留过的艺术家展开对话。这些艺术家在观念层面拥有某种共同的思想领域，因此能够围绕同一主题展开交流。连接他们的核心主题，是一种尚未被清晰界定的“身份”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强烈探索。这些艺术家以不同方式尝试重新书写关于多重文化身份的理解与定义，同时也从政治、历史与情感等不同角度审视这一问题。有些艺术家通过诗性的语言进行表达，有些则通过更具行动性的表演实践，还有一些通过邀请观众参与，使人们直面身份本身所包含的未完成与不稳定状态。

图3：盛鑫煜艺术创始人张鸿宾访问Chiasso Perduto画廊，并与桑德拉交谈

张鸿宾：“Unsettled”与“归属的痕迹（Traces of Belonging）”这一标题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当观众第一次接触这一概念时，您希望他们产生怎样的感受或思考？​

桑德拉：我希望人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作为人类，我们本质上是未被完全定义的存在。我们的身份不应该仅仅由性别、出生国家或共同信念来界定。当我们理解身份既是所有人共享的，同时又在不断变化与重建之中时，真正的“归属感”才会产生。这个展览的概念意图，是鼓励减少分裂、增加分享。通过理解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如何体验和探索这一问题，我们能够意识到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张鸿宾：“Unsettled”这个词不仅意味着不稳定，也暗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在策展过程开始时，您是如何理解这种“未安定性”的？它又是如何逐渐发展为展览的核心概念的？​

桑德拉：许多艺术家的创作研究，往往正是由一种“未完成”的感觉所推动的。有时候，这种不安定的感受源于我们试图理解当下这个充满战争与分裂的时代，并试图将这些困难的现实转化为一种仍然能够相信希望的视角——相信我们依然能够为世界做些什么。

我常常思考：在战争时期，艺术的意义是什么？人会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恰恰可能促使我们去想象一种共同的空间——一个不论出生地、性别、身体或个人经历如何差异，我们都可以共同存在的空间。

图4：展览现场，嘉宾观展

关于策展叙事结构与文化背景

张鸿宾：在群展中，策展往往需要在不同艺术实践之间建立某种叙事关系。在这次展览中，您是如何在作品之间构建对话的？​

桑德拉：我认为，每一位艺术家都必须保持并保护自己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与他人建立真正有意义的联系。策展过程首先从选择能够回应这一理念的艺术家开始，然后再挑选作品。很多作品在当时仍处于创作过程中，并根据展览空间进行调整，以便与具体环境形成对话。

策划群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需要同时考虑视觉、概念和空间等多种因素。我也认为，作品不应该被随意地摆放在空间中，而应该像构成一句完整的“句子”那样，通过一定的节奏组织起来，使观众在参观展览时体验到一种沉浸式的旅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性观看。我认为，对话与张力恰恰是观众进入叙事的重要交汇点。正是这些相遇与冲突，为观众打开了理解作品的路径。

张鸿宾：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其中包括像艾未未、希琳·奈沙特和塩田千春这样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在策展中，您如何避免他们的作品被简单理解为某种文化身份的代表？​

桑德拉：文化背景有时确实能够帮助观众理解作品。对于这些已经被广泛认识的艺术家而言，人们往往已经了解他们长期关注的观念方向，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策展语境。

在这次展览中，选择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更多是基于概念层面的关联，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本身。这个收藏体系中包含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有些已经非常知名，有些则正处于职业发展的中期阶段。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整体的观看经验，同时尊重每位艺术家独特的艺术世界。

张鸿宾：您是否认为，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之间，会形成某种跨文化的视觉语言或情感结构？​

桑德拉：是的。例如像艾未未和希琳·奈沙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高度关注政治议题，并经常探讨人权问题，同时也以各自的文化背景作为表达的平台。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却截然不同：视觉语言各异，却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表达力量。策展的工作之一，就是识别这些艺术家之间潜在的关系，并通过展览的观看体验去强化这些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年轻艺术家罗伯塔·迪·劳多（Roberta Di Laudo）的作品。她反思自己意大利家乡的一种传统仪式，并借用家庭空间的视觉语言，讨论女性在社会中的被观看方式，以及这种认知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未真正改变。她的作品与肖鲁和希琳·奈沙特的创作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关联，尽管她们的视觉语言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

展览中还存在许多类似的联系。例如阿根廷艺术家丹尼尔·罗马诺（Daniel Romano）的作品，他长期研究“亲密关系”的概念——身体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这种探索与希琳·奈沙特在《Soliloquy》系列中对流亡身份的探讨形成呼应。最终，这些作品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而相互“震动”，在交流中生成新的视角与富有张力的关系。

图5：桑德拉为来宾介绍介绍展览作品

展览的场域与历史语境

张鸿宾：本次展览在位于基亚索·佩尔杜托的空间举行，该空间位于马基雅维利宫的地下层。历史建筑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否会改变作品的意义？​

桑德拉：在我的策展理念中，空间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我从不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容器”。我认为空间本身拥有一种“声音”，它应该成为概念的一部分。

在这次展览中，这个空间具有非常强烈的视觉身份，因此我们让作品与它展开对话，让那些不对称且带有自然形态的墙体结构也成为展览整体的一部分。

张鸿宾：在一个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空间中，“归属”这一主题是否会获得更多文化层面的意义或解读？​

桑德拉：是的，但这种方式可能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这个地方拥有超过六百年的历史记忆，而这些记忆并不总是清晰可见。正因为如此，这个空间为“归属”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它不是单纯通过回望过去来呈现，而是通过理解当下始终是一种可以不断调整和选择的状态。

在基亚索·佩尔杜托，归属始终是暂时的，就像我们的身份本身一样不断变化。因此，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的展览了。

图6：展览现场嘉宾观展

张鸿宾：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汇以及政治紧张局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否认为“归属”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

桑德拉：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无论是在寻找归属的过程中，还是在感受到“无归属感”的时候，身份始终都是复杂的。然而，人类似乎总试图将它简化，比如把身份归结为性别、出生国家、族裔或宗教等类别。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仅仅通过这些标记来定义自己更荒谬的事情了。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共同的遗传历史，这种历史不断迁移、流动与混合，不仅体现在DNA层面，也体现在文化和情感层面。或许身份正是我们最难以界定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仍然习惯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去定义它。有时，这种简化甚至会变得极端，以至于导致战争，甚至导致最亲近的人之间的冲突。我常常想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的电影《地下》（Underground）中的一句话：“一场战争，只有当兄弟杀死兄弟时，才真正成为战争。”我们所能希望的，也许只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能够更加接受这种“未安定的身份”。

张鸿宾：在您看来，当代艺术是否仍然具备提出社会问题的能力，还是更多成为一种反思与批判思考的空间？​

桑德拉：我认为两者都可以实现，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如何被呈现。例如，我策展的空间恰恰是“白盒子（white cube）”模式的对立面。在我看来，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使艺术与观众产生了距离。如今它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展示方式，无论观众是在观看卡拉瓦乔（Caravaggio）还是杰夫·昆斯（Jeff Koons），所面对的往往都是高度审美化、却略显疏离的展示环境。

这种环境可能会限制观众的参与，使得艺术难以真正提出社会或政治层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只能以一种非常低声的方式被表达。我认为，如果希望提出问题、激发反思并促进批判性思考，就必须考虑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如何与具体的语境、空间以及那个地方的人建立联系。某种程度上，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白盒子”。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机会——它提醒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创造更加亲密而有意义的体验，而不是把所有作品都放在同一种语境中，最终让它们失去原本的意义。

图7：展览现场嘉宾观展

策展人与艺术家两种角色之间的边界

张鸿宾：在本次展览中，您既是策展人，也是参展艺术家。您如何理解策展与艺术创作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与边界？​如何保证这两种身份的平衡？

桑德拉：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策展与创作就像两列使用同一种燃料的火车。它们可能驶向不同的方向，速度也不同，但彼此都需要对方才能存在。

至少对我来说，策展的核心一直是对艺术家的共情能力，以及理解创作过程本身意味着什么，包括其中的不确定性。这样的视角不仅让我能够理解观念层面的内容，也能够关注技术层面的细节。同时，这也会反过来影响我自己的创作。与其他艺术家同行，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在基亚索·佩尔杜托的展览中，每一位艺术家都会拥有足够的空间去表达并展现自己的作品。我们的作品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对待。在这里，从来没有竞争的空间。展览的目标，是让每一件作品都能够发声，并在彼此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